| 民本的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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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我们能够清晰看到这样的路径：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由“黑色GDP”到“绿色GDP”——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经历了双重转型；
从“因穷思变”、追求效率到大政归和、强调公平正义——改革的历史条件和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
逻辑如此简单，又如此深刻：既然人的幸福是发展的起点也是发展的根本归宿，那么，幸福就应该由人通过科学发展来创造。
为什么要摆脱对数字的简单迷恋？
1950年，中国人均GDP29.2美元，美国为1787美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直观表现在数字上。因此，二战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居于主导地位，经济赶超被简单理解为“数字赶超”。
数据当然需要。并且，它能够反映某些经济发展状况。比如，改革30年年均9.6%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几乎每7年GDP就翻一番，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人均GDP增长近42倍。但问题是，发展不能陷于对数字的简单迷恋。
中东国家人均GDP已超过欧美一些国家，但并不“发达”；一些拉美国家人均GDP也不低。根据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墨西哥为6230美元、智利为4390美元，即使阿根廷、委内瑞拉也分别达到3700美元、3490美元，都比2007年中国2500美元高，但“拉美化”为什么成为一个畸形或病态现代化的代名词呢？根本原因乃是片面强调经济赶超，导致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滞后，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恶性扩大、外债高筑、精神道德沦丧、政治冲突不绝，结果经济起飞之后又坠毁了。事实证明，欠发达与发达的差距固然表现在GDP的差距上，但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不是GDP，而是支撑GDP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系统性差距。
经济存在着多种增长方式和增长结果：一是公平增长与不公平增长。不公平增长直接造成“两极分化”；二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增长与高通胀增长。高通胀增长给低收入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带来极大损害；三是充分就业的增长与高失业率的增长；四是可持续增长与不可持续增长。不可持续增长是毁灭性的，既包括如砍伐森林、污染环境、耗尽资源等自然因素，又包括公平丧失、文化荒芜等社会因素。这种增长速度愈快，增长基础的瓦解就越严重。
就影响现代化的力量而言，过去通常认为有“两只手”起作用。一是有形的手，即政府的有效干预；二是无形的手，即市场配置资源。这也是以单纯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处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不能否认，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它毕竟不是发展的全部，不能自动消除社会问题。国际经验证明，以GDP代替一切，恰恰在GDP高速增长的时候，会带来发展的失衡和不稳定，大众教育、社会福利、生态环境、地区协调、民主法制等社会进步因素会成为牺牲品，不仅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有增长无幸福”等种种病态，而且容易使现代化进程停滞、中断甚至倒退，丧失经济成果。因此，增长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只是发展的手段；推进现代化还需要另一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这就是社会进步能力。现代化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起飞。必须摆脱对数字的简单迷恋，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把发展真正转移到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的人类发展上来。
什么是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
以人为本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价值准则。其基本内容是：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发展人的能力。
在传统观念看来，人的基本需求只是生存需求，即食物、住所、健康和安全。而现代意义的基本需求，还强调自尊和“自主”。所谓自尊，是让人能够有被尊重感；所谓“自主”，主要是指从各种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物质的奴隶中解放出来，从各种与时代要求不相符合的落后思想观念、习俗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闲暇，享受更多的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正义。所谓发展人的能力，包括人的能力的形成和人的能力的运用。所以，以人为本，涵盖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以人为本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法则。这就是，发展措施要“因人制宜”、因发展阶段制宜。对生存需求者而言，主要是提高人均收入、提供就业岗位、实现社会保障；对自尊需求而言，主要是营造尊重人、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和业绩的环境；对“自主”需求而言，主要是解决人与物的关系，培育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思想表达的空间和履行公民责任等。
可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全面建设和进步是内在统一的。而发展人的能力，要求把人力资本视为构成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既提高人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又提高应用能力的权利、机会与途径。机会公平与选择公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两种新观念帮助我们认识以人为本。一是新国民财富观。这种观念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财富可以分为三类：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对192个国家的评估（1995年），物质资本仅占总国民财富比重的16%，自然资本占20％，人力资本占64％。其中，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比重较高，例如德国、日本、瑞士人力资本占国民财富总比重达到80％。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力资本比重很小，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重超过了一半。这种测量方法尽管存在缺陷，但它认为提高人的能力就等于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二是新贫困观。在传统观点看来，贫困就是没有钱，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和支出。但新发展观认为贫困是一个多维现象，可以划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如营养不良、文盲状态、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所谓知识贫困，就是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这一能力。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是贫困的直接表现，知识贫困是人类进入21世纪的新型贫困。这不仅是因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而且是因为其他两类贫困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知识贫困决定的。没有知识，人们不可能拥有较高层次的劳动技能，不可能把自己配置到劳动价值最大化的位置，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也不可能最终解决。因此，以人为本，帮助弱势群体，必须从狭义地消除收入贫困转向更为广泛持久地消除三大贫困，特别是要转移到以提高人的发展能力为核心、消除知识贫困上来。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以人为本：
一、发展方式转型：人们本来把经济增长作为创造幸福的手段，却因唯经济增长而埋下精神荒芜、生态恶化等不幸福的种子。以人为本强调把经济增长扭转到理性的轨道，把发展重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上来，回归创造幸福的本源。
二、人的发展主体地位再次确立：由于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被视为发展的包袱。以人为本看到了人口增长带来的挑战，但强调人口政策调节和人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人口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通过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型，把发展建立在人的发展——人的知识之上。
为什么以人为本是“全方位赶超”战略？
改革是当年“穷”逼出来的，以人为本也是现阶段改革发展面临的矛盾与困难“逼”出来的。但是，它并不是应对这些矛盾与困难的权宜之计。
不论是英美等早期工业化国家、日本等后来的追随者，还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经掉进一些发展的陷阱，如“欧洲季风”和“泰晤士河悲剧”。在工业化过程中，欧洲人与自然的矛盾曾经十分突出。由于人口和经济的膨胀导致西欧森林过量开采，18世纪晚期经历了一种不寻常的“欧洲季风”——在这种气候模式中，异乎寻常的长期干旱与短暂而异常狂暴的大雨轮流交替。英国的泰晤士河在1960年前的100年间看不到一条鱼。河边的居民都挂上厚厚的棉布帘，以挡住河里的臭气。
欧洲还有农业、农民、农村经济的“内卷化威胁”。人口过度增加使人地矛盾更加尖锐，粮食更加稀缺，从而影响农民更多地选择粮食种植，阻碍农业的商品化和就业的非农化；在劳动力过剩条件下，产量和交易扩大依靠的是不断投入更多的不付报酬或零工资的家庭劳动，结果，极低的劳动利润也显得有利可图，不仅排斥了节约劳动的机器生产方式，而且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简单依附，把人们“拴死在低效率的工作上”，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土地资源稀缺，使农业沦落为一种“糊口性生产部门”，人们没有钱去消费，又返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三农”没有与外部的现代化同步，而是走回头路，即“内卷”，结果是现代化陷入“李嘉图陷阱”。
“拉美化”更是一种伤害力极大的发展病。
经验表明，现代化既铺满鲜花，又充满陷阱。幸运的是，这些陷阱都只是发展的现象，而非发展规律。概括起来，现代化道路有四种模式：1、发展中出现了问题，但因为及时处理而相对顺利，如美国；2、先发展，后治理，如英国；3、问题处理不当，经济起飞之后又坠毁了，如拉美；4、由于政府有效调节，后发优势发挥得比较好，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如亚洲“四小龙”。
从经济增长过程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大致要经历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些发展阶段都不是自然进化的，总是既有动力因素，又有障碍因素，并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比如，工业化起飞阶段，不仅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还意味着社会发展可能被牺牲；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高级化，还意味着农业被边缘化，农民破产，农村经济凋敝；不仅意味着城市化迅速扩张，还意味着“城中村”可能大量存在和城市边缘贫民区的形成，并产生种种犯罪；不仅意味着一批富人阶层成长起来，还意味着可能“穷人更穷”，等等。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的起飞时期。由于后发性质和转型性质，又由于大国发展不可避免的不平衡性，所以较之发达国家过去遇到的矛盾，显得更尖锐、更复杂。直言之，中国面临着以什么方式继续现代化的问题。“中国奇迹”已被世界认同。过去30年GDP增加的倍数，相当于法国用两个世纪（1700年至1913年）、美国用两个50年（1820年至1870年和1870年至1913年）完成的业绩。如果这种业绩能够在21世纪持续30年，那么，中国将是继19世纪末美国崛起之后又一大国的崛起。
综合起来，中国现代化失去了三次机遇：一是1793年，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的机遇；二是1842年至1860年，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三是1957年至1976年，错失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转移的机遇。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其实是第四次机遇，也是唯一一次真正踏上赶超之路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以人为本是一个经济社会兼容互促的发展战略，是针对世界格局和战略机遇而言的。它借鉴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特征，要求我们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正视问题，熨平皱褶，在实现经济后发的同时，实现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后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全方位赶超。
策划：江作苏 统筹：胡思勇 杨敬文李迎涛 刘长松
文字：陈熹 杨念明图片：曲河 王成钢 郑元昌版式：史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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