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爱姣
1978年3月我怀着渴望读书的心情，走进了孝感地区卫校。当时我们这些“回乡青年”，特别羡慕那些“下乡知识青年”，有读书和工作的机会，国家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后，我们也有了这个机会，谁都打心里高兴。
报到的那一天，从家里到县城坐车，还有15华里的路程，父亲早早起床，用板车把我的行李拖到了车站，我跟在父亲的后面，一路上精神抖擞，步伐轻快。不一会到了车站，上车前，父亲送我一本《中草药图谱》，对我说：“没有什么送给你的，有时间好好看一看吧！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刚到学校时，学校没有完整的学生宿舍，学生寝室是教室改成的，全班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年龄相差在十岁左右，有的同学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读书机会，隐瞒和推迟了自己的婚期。学校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在一起特别开心，没有怨言，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学校为了改变我们的住宿问题，做了一栋三层宿舍楼。大楼完工后，学校布置了劳动课，安排学生挖地，挑土，捡砖渣，平场地，可以算得上“半工半读”课程了。我当时干得很起劲，因为这些是我的强项，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了。
我们这批学生，享受着政府的全额助学金，读书不交费，吃饭只排队，手里拿餐票，不知饭菜贵。学校食堂早上供应馒头、稀饭，中餐和晚餐都是米饭加一份菜，有人戏称为“模（馍）范（饭）食堂”。如果有人生病了，还可以享受特殊的“病号餐”，那就是一碗面条。尽管这样，我们觉得很满意，因为在家里还没有这样的待遇。
据说学校以前是个教堂，学校的办公楼就设立在两层楼的五角亭内，可以称得上是学校的“五角大楼”。木制楼梯坏了，就用水泥楼梯顶替使用，名符其实的“中西结合”的建筑结构。
学校总务科在西边的一栋两层楼的旧房子里，青砖黑瓦，内走廊为圆形门，玻璃窗是欧式结构，做工精致，但由于年代久远，木地板严重磨损，木制楼梯使用频率最高，走在上面感觉似弹簧，上下晃动。
学校的大门是两扇木栅栏，高矮不一，门锁是一根长铁链。到了星期六晚上，是我们外出休闲的时间。看电影是当时最时尚的娱乐方式，有时在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回到学校已经很晚了，我们又不敢惊动门房的师傅，便偷偷从大门铁链的空隙中钻进去，蹑手蹑脚地离开门房。
我们的教室在操场的一头，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当时算是最好的教学楼了。那时读书的心情用“如饥似渴”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师不必强调纪律，学生的学习激情很高，将自己的感觉器官都派上用场，用手记、耳听、眼观、脑思。总怕忘掉了老师所讲的内容，下课后还要追着老师刨根问底。有的同学很早就起床，轻手轻脚走出寝室大门，来到操场找个僻静的位置，看书学习。清晨，当你走进学校时，到处可见学生在读书、背诵，校园内一片读书学习的繁荣景象。
卫校两年的学习生活，不仅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也学到了老师的精湛的教学方法。病理学老师舒再障，讲课风趣幽默，课堂气氛活跃，记得一次讲痢疾的发病部位，为了让大家能记得住，他用通俗的语言说：细菌性痢疾的病变部位在左侧乙状结肠，记住“阿左”；阿米巴痢疾的病变部位在右侧回盲部，记住“阿右”，几句话逗得我们哄堂大笑，让大家在笑声中掌握了知识。
讲授儿科护理学的邓少华老师，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经常用案例教学，我们听完课后，就象是一次现场教学。她讲课总是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记得一次考试，邓老师想出一个办法，让全班学生“自我监督”，试卷发给大家，没有老师监考，邓老师在两个班级之间上下走动。说来也怪，同学们都自觉地做完了试题，没有人东张西望，如实的完成了那场考试。
记得当时专业实验室里，只有一个护理模型人，一张病床，我们的专业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的。最难忘的是专业老师肖琼英，她教学严谨，为人师表。平时对学生要求较严，我们既爱她，又总有几分敬畏。她不强调教学条件，教学中用大量的临床护理经验传授专业知识，在讲授操作要领时，总是要强调关心病人，多与病人沟通。有一次，操作上胃管,要求先在学生自己身上做实验。我自愿报名，做了实验对象，肖老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用亲切的语言给我解释，讲解操作经过，让我从心里接受了这个操作。我鼓足了勇气配合肖老师完成了实验课，至今还记忆犹新。
肖老师待人真诚，心怀宽广，关怀青年教师的成长，与她交流没有距离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师长。她严谨教学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为人正直和襟怀坦白的人格魅力，让我终身受益。
文学园地-
难忘的岁月